传承弘扬河洛文化 推动中华文化繁荣

来源：洛阳网

    汉代洛阳在丝绸之路交通体系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为什么说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昨日，第十四届河洛文化研讨会的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第二次大会发言，8位专家学者围绕“河洛文化与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及创新”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

    本报记者对8位专家学者的发言进行整理，以飨读者。

    ●汉代洛阳在丝绸之路交通体系中有着重要地位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从洛阳成为东汉政治中心的过程，到“胡商”在洛阳活跃的贸易活动，再到草原丝路与海洋丝路在洛阳的交接，种种迹象表明，汉代洛阳在丝绸之路交通体系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西汉时期，刘邦虽定都关中，但同时肯定了洛阳“天下之中”的地位。王莽时期已经开始“东都”洛阳的经营。东汉建国，定都洛阳，全国的政治中心正式东移，使得历史迈进新的阶段。

    两汉时期洛阳商业的繁荣，也能证明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东汉时期，洛阳及其附近地区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居于领导地位，商业活动尤其繁荣。据史书记载，洛阳“商贾胡貊，天下四会”，说明其成为全国“利之所聚”的最重要的商业大都市，事实上已经成为东方世界的经济中心。

    同时，汉武帝时期已经在皇家正式的迎宾盛礼中引入了外来的幻术表演，这些“幻人”来自西域各国，足见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之广。

    回顾中国历史，确实可以看到北边的草原和东方的海域共同为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从白马寺的故事可以看出，汉代佛教的传入也正是通过西北草原通路和东南海洋通路这两条均被称作“丝绸之路”的文化线路实现了文明史的演进。而汉代的洛阳，正是这两条文化通路的重要交接点。

    ●河洛文化是文化之源

    徐维群（龙岩学院闽台客家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客家”，作为汉民族的一个分支民系，在保持中原古文化原态风貌的基础上吸收了原住民文化精华，成为具有新物质文化的独特民系。客家祖先，辗转迁徙，千里迢迢来到客家大本营闽、粤、赣地区，再到世界各地，筚路蓝缕，开基创业，客家人遍及世界各地。

    中原的河洛文化是汉民族的源头文化，河洛文化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汉文化的各个方面都能在中原传统中找到根源或密切相关的内容。客家人是保留中原河洛文化最鲜明的民系之一，客家先人眷恋故土，并教诫子孙，“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要“敦宗睦族”“追远慎终”，把中原河洛文化作为联结族群凝聚力的纽带。客家文化是中原河洛文化的分支和延续，也有着河洛文化的痕迹，由于它行处他乡，受外来冲击影响较小，能较多地保存中原河洛文化的原生态。所以，从文化渊源上看，它和河洛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原河洛文化是客家文化的主体文化，是文化之源、文化之本，是研究中原古文化的资料来源和活化石。

客家文化对河洛文化的认同有利于增强客家人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并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和平发展。（由龙岩学院闽台客家研究院执行院长张佑周代讲）

     ●隋唐时期洛阳即为丝路起点“明星”城市

    毛阳光（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古代洛阳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为学者们所关注。有学者指出：丝绸之路起点可分为历史起点和空间起点。由于各种原因，汉唐间丝绸之路的空间起点发生过迁移和变化。

    西汉时期，长安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没有争议，但东汉时丝绸之路的起点则转移至洛阳，其时洛阳在中西交通方面的地位首屈一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多个政权对峙和中西交通的发展，造成丝绸之路起点的迁移和多元化。在一定时期，洛阳、平城、邺城、长安都曾发挥丝绸之路起点城市的功能。隋唐时期洛阳、长安成为帝国东、西二都，在中西交通方面各有优势，并伴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时有盛衰，共同成为丝绸之路起点的“明星”城市，共同担负着起点的任务。

    当然，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隋唐时期，洛阳长期居于陪都地位，因此这一时期长安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地位更为重要。但在特定历史时期，如隋朝后期以及武周时期，洛阳的政治地位超过了长安，加上经济、交通等领域的优势地位，其在中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

    ●闽南文化根在河洛

    汤漳平（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据不完全统计，闽南族群在全球约有8000万人，他们的祖先都来自中原。可以说，闽南文化根在河洛。

    历史上，曾有多次大规模的中原移民入闽。西晋“八王之乱”时中原士族移民入闽，带去了早期中原文化的因素；唐初的中原移民入闽，奠定了闽文化形成的基础，闽南族群与闽南方言在唐中后期已经形成。唐末的“三王入闽”和五代时期闽国的建立，加速闽地开发的进程和闽文化中的区域分化。

    随着大批中原河洛人的入闽，河洛地区的汉语也被带了过去，为闽南话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故闽南话又有“河洛话”之称。而台湾闽南人以“河洛人”自称，他们说的闽南方言又叫作“河洛话”。

    闽南族群在形成之后，又经历了多次的播迁。宋元时代闽南人的迁徙主要是沿陆路南迁，依次形成潮汕、雷州半岛和海南的闽南文化区；明清时期的迁徙则主要是向海洋的播迁，闽南人在东南亚地区的大规模迁徙是在明朝开放海禁之后，东南亚的华人圈主要是在这之后形成的。明清时期闽南人向海路的迁徙，最大的成果应当是对台湾的开发。

    由此可以看出，河洛文化对台湾等地的影响深远，深入研究河洛文化，对台湾人“寻根问祖”意义重大。

    ●洛阳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机遇与挑战并存

    程有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丝绸之路”的概念，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来的。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极为密切。

    如果说“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始于汉武帝时期的“张骞凿空”，并以当时的都城长安为起点，但是王莽时期“丝绸之路”一度断绝。东汉政权建立后，朝廷派遣班超再次出使西域，重开“丝绸之路”，其起点就转移到了当时的都城洛阳。

    秦汉直至隋唐，关东的黄河南北地区长期是全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也是丝织品的主要产地。洛阳长期是全国的经济和交通中心、丝绸的聚集地，西向的“丝绸之路”以洛阳为起点，自然应无疑义。

    洛阳在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中，既要看到面临的机遇，更要看到面临的挑战。只要充分发挥洛阳在地理区位、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洛阳就一定能够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中作出新的贡献。

    ●“大一统”思想丰富了河洛文化内涵

    孙兴彻（韩国安养大学教授）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推动了以儒学为中心的政治制度的变革，其目的是打下汉王朝的稳固基础，确立为强化统治权的“王权神授说”。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和政治理念可以概括为以“阴阳五行说”为中心的“五德终始说”和“春秋大一统”。他用“天人感应说”确立了“王权神授说”，并基于此提出了对王权绝对化的理论根据，更进一步主张以王权为中心的天下统一，这就是所谓“春秋大一统”的政治观。

    董仲舒主张的“大一统”是保障王权正统性的民意的收集。“大一统”是统治者应具备的“大义”精神，称为“春秋大义”。统治者要做的是，基于这种“春秋大义”，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家总体制度大统一。

    “大一统”思想丰富了河洛文化的内涵，王权思想与之结合，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要旗帜鲜明地叫响“洛阳学”

    张新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自1989年开启的河洛文化研讨会，标志着河洛文化区域研究战略的开端。河洛文化的研究形式、规模、组织机构等都有了较大的转变。

    从1989年至今，河洛文化研究经历起步、开拓、复兴、扩展4个时期，其基本概念与理论的研究，已从自发研究上升到国家课题，由此推出了一大批优秀成果，从而带动了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

    河洛文化研究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研究方向不明确、研究不够全面均衡等问题。有学者认为，目前河洛文化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浮华而不繁荣、热门而不深入，最关键是主流学界的参与不够，学理性方面的探究不够。

    要解决这一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学与用的问题。一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对河洛文化自身内涵、特点、形态、传播与辐射等，进行全面深入的学理探讨。实际上，河洛文化研究需要向学术性回归，需要展现地域文化魅力。要将河洛文化置于学理性的视野下进行考察，摒弃一般性的泛泛而论，在研究深度上下功夫。二是要加强对洛阳的研究。河洛文化的核心是洛阳，不研究洛阳，犹如花朵的心是空的，没有核。把洛阳的问题搞清了，河洛文化的核心问题就搞清了。因此，旗帜鲜明地叫响“洛阳学”，应该是河洛文化研究下一步要关注的重点。

    ●华夏文明与河洛文化同根同源

    刘文玉（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华夏文明贯通古今，而河洛文化是一种古代文明。前者是一种国家文明，后者则是区域文明。河洛文化是华夏文明的主要源泉和文化内核，而华夏文明是河洛文化的扩展与放大，两者的融合与发展形成了今天中国的传统文化。

    华夏文明在时间上起源于铜石并用时代，在地域上的起源是“多源一心”。“多源”就是多个源头，如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巴蜀文化等；“一心”就是一个中心，即河洛文化。华夏文明是华夏族所创造的文明，而华夏族或者华夏集团的主要来源有三个：炎黄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这三个集团分别活动在黄河中游、黄河下游和长江流域，因而华夏文明就出现了多个源头。但在这三个集团中，炎黄集团是华夏族的主干，它吸纳融合了后两个集团，是华夏族的代表，这样，炎黄集团活动区域就成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而这个中心区域刚好就与今天的河洛地区大致重合。因此，从时空方面看，河洛文化与华夏文明二者同根同源。

    河洛文化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河图洛书”，二程洛学、“中州”、佛教、河洛大鼓等这些河洛地区的政治文化元素、地理文化元素、宗教文化元素和民俗文化元素等，也应该包含在内。因而，在文化内涵上，河洛文化不仅具有区域性特色，而且与华夏文明的文化内涵同根同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