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文化是对祖先的尊敬”

来源 南方日报

    在新加坡加东区的一个工作室里，两位从日本慕名而来的女士正将一颗颗细小的玻璃珠绣在鞋面上，一只已经完成的“娘惹鞋”躺在一旁。年轻的黄俊荣是她们的老师，他身着印尼蜡染布制作的衬衫，上面有他定制的龙纹牡丹图案。

　　“娘惹服饰”成新加坡“特产”

　　黄俊荣是一位新加坡土生华人设计师。土生华人又称“峇峇娘惹”，即华人与马来人通婚后生下的子女，“峇峇”为男性，“娘惹”为女子。新加坡学者柯木林告诉记者，学术上关于“峇峇娘惹”的由来有多种说法，一种便认为其始于郑和下西洋。

　　新加坡位于亚洲大陆最南端，虽然郑和七下西洋都途经这里，但未作停留。在临近的马六甲，“有一批士兵没有跟随郑和回国，他们留了下来，并与当地人结婚。”通婚后诞生的“峇峇娘惹”后来分布在如今的马来西亚、新加坡一带。

　　“峇峇娘惹”不仅在家说中文，还保留了许多中国习俗。在旧时的新加坡，“娘惹”的生活与中国待字闺中的大小姐无异：她们在家学习刺绣、礼仪及烹饪，穿着打扮保留了中国的古风，十分讲究。

　　“当时，十字绣在土生华人中流行起来，他们从上海进口十字绣图，并将图案撕下来固定在绣花框上。同时，她们还接触到了欧洲进口的玻璃珠子，于是很巧妙地把欧洲的玻璃珠绣在上海的十字绣图里。”黄俊荣说，“娘惹珠绣”是东西合璧的产物，珠绣图案有华人钟爱的牡丹、麒麟、凤凰，在颜色选择上又以当地人喜爱的浅青、粉红、翡翠绿为主。

　　如今，多重文化融合而成的“娘惹服饰”已成为新加坡“特产”。几位新加坡政要夫人就曾穿着黄俊荣设计的“娘惹服饰”出席重大场合。“她们觉得穿‘娘惹服装’能代表新加坡。”黄俊荣说，“娘惹服饰”是多种族国家的象征，穿出街能让人马上想到“你是从新加坡来的”。

　　未到过中国却能说流利中文

　　历史上，新加坡是东西交通的重要枢纽，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之一。清朝时，新加坡成为清政府第一个在海外设置领事的地方，包括李鸿章在内的许多晚清官员都曾到过此地。

　　当时的土生华人通晓中文、马来文、英语甚至荷兰语，他们周旋于各个种族之间，做起了中间商生意，逐渐成为经济实力雄厚、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他们重视保留和传承传统中华文化，在新加坡开设了第一间华人学校、创办了第一份华文报纸，甚至首创用英语教授华文的教学方法……

　　正因如此，像黄俊荣这样从没到过中国的人但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在新加坡并不是新鲜事。“我们土生华人的祖先都把自己当做中国人。”小时候，黄俊荣不止一次从老师和长辈那听到这样的故事：孙中山曾多次来到新加坡，支持他革命的正是星马华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以陈嘉庚为代表的东南亚华人更是慷慨解囊，支援中国抗日。

　　光阴荏苒，如今，黄俊荣也承担起了文化传承的使命。在其工作室的二楼，陈列着他四处搜罗而来的“娘惹”物件。每每有客人光顾，黄俊荣都会为他们讲述土生华人的历史，因为他觉得“把我的文化延续下来，是对祖先的尊敬”。

　　跨国企业成中新合作主力

　　日月交替，新加坡港口码头川流不息；无数船舶进出码头，使新加坡港成为世界上最繁忙和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大大小小的跨国公司也如同那些进出港货轮一般来到新加坡、驶离新加坡，让新海上丝绸之路的轨迹更加清晰。

　　跨国公司员工是“多国部队”

　　吴子恒的名片分中英两面显示着他的双重身份：船长和总裁。从大连海事大学毕业后，吴子恒来到广东从事航海工作，在海上一干就是12年。如今，“回归”陆地的他来到曾经多次经停的新加坡，担任中远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总裁。

　　与许多跨国公司一样，中远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选址“东方十字路口”，看重的是此地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廉洁开放的营商环境。如今，该公司已成为一个区域管理公司，其业务覆盖了从印度到马来西亚，从老挝到印度尼西亚的广大东南亚、南亚国家。

　　刚坐下接受采访，吴子恒便摊开一个起皱的笔记本说：“这是我在出差途中做的笔记，准备了应对各种尖锐问题的答案。”这股子认真劲儿也反映在他对公司的管理中，来到新加坡的三年里，他不断学习跨国公司的“掌门秘籍”，让这艘“大船”始终朝着正确方向航行。

　　“我非常感谢这个团队。”吴子恒说，公司得以发展壮大，关键在用人。一家设在新加坡的中资公司，除从中国外派的员工外，其他都是外籍员工。在新加坡这个以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构成的多民族国家里，让这支“多国部队”力往一处使，考验着跨国公司管理人员的智慧。在吴子恒看来，公司在用人上最大的成功在于并非“中国老板管外籍员工”，而是任人唯贤，“谁在管理岗位就要听谁的”。

　　在新中资企业逾7000家

　　新加坡人黄彩苹就是这个国际管理团队中的一员，大家叫她“彩苹姐”。黄彩苹是十足的“老资格”，她见证了公司的“前世今生”：几十年间由一家小小的代理公司发展成为跨国企业。如今，这位妆容素雅的中年女性已经是财务部副总经理，手下许多员工来自中国。

　　像黄彩苹一样在公司“扎根”的本地员工不在少数。“新来的员工进来不久就变成老员工了，因为大家都不舍得走。”黄彩苹说，即使在全球经济不甚景气时，公司也坚持不裁员、不减薪，这给大家吃了定心丸。

　　作为财务人员，黄彩苹对公司的账务了如指掌。她说，即使在市场不景气时，公司也未出现亏损。

　　2013年，全球航运市场较为低迷，不少世界知名的航运企业遭受打击，中远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却在不平静的海面上稳稳向前。“国际航运市场瞬息万变，公司必须紧跟市场变化，作出正确的市场研判，当机立断做出运力调整和投入。”吴子恒说，一家综合物流企业，在应对危机和困难时必须在综合业务能力上做文章。

　　这篇“文章”就是以海上运输为主板块，向产业链条两端延伸。公司既有散货船队、集装箱船队、特种船队，还能承担船舶、海上钻井平台等设备制造。“利用这些优势，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整条物流供应链上的服务。”吴子恒解释说，这种提供“物流解决方案”的服务，实际是由各单位“独包独揽”货源向为客户提供全程物流服务转变。

　　像中远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这样走出国门的中资企业不在少数。据不完全统计，在新中资企业已经超过7000家。中资企业扬帆出海的同时，新加坡企业也来到中国寻求更大的发展。

　　新加坡船企青睐南沙港

　　据中国商务部消息，2013年新加坡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其在华投资金额已超过欧盟28国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的总和。

　　太平船务（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称“太平船务”）就是最早来到中国的船公司之一。在董事总经理张松声位于新加坡丝丝街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他与多位中国政要的合影，这是他的中国情结。

　　1970年，未满16岁的张松声就在“长城轮”上当起了实习船员，从新加坡出发经香港到达广州黄埔港，第一次“看到了中国”。

　　小时候，张松声对中国的兴趣全部源自父亲张允中，“父亲要我们必须到华校念书，希望我们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张允中生于中国，为躲避战乱与家人一同来到新加坡。1967年，年近半百的张允中与朋友及两个弟弟合伙成立了太平船务有限公司。彼时，中国还未实行改革开放，但太平船务已有班轮定期挂靠中国各港口，“第一个挂靠广州南沙港的外国班轮就是太平船务的。”张松声说。

　　1994年，张松声正式出任董事总经理，开始执掌太平船务。紧接着，太平船务在中国成立了独资公司，并在广州、深圳等10个中国城市开设了分公司。如今，太平船务已成为亚洲最大的船公司之一。

　　不仅如此，太平船务在广东的业务也在迅速扩展。现在，广州南沙港已成为太平船务在新加坡以北最大的中转港。“也就是说，南沙港是太平船务东北亚的母港。”他说，南沙港中转中心的地位恰恰配合了太平船务业务上的需要。“除了欧美之外，南沙港以东南亚、中东、非洲为主力线，这也是我们合作密切的主要原因。”

　　名片

　　风雨牛车水

　　南洋“红头巾”

　　“我们来自广东三水县李开村。过去家人无法在农村讨生活，所以我就自告奋勇，离乡背井到新加坡来找工作。”说这番话的人叫卢亚桂，是一名“红头巾”。

　　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在新加坡设立商港，开始招收海外劳工，其中有不少来自广东、福建的“红头巾”。她们头戴鲜红色头巾，每天早出晚归在大小建筑工地上工作，和洋灰、挑砖块、搬木料都是这些女性的日常工作，却只能获得极其微薄的工资。

　　牛车水原貌馆里昏暗、破旧的装修与楼外熙熙攘攘的大街形成了鲜明对比。不少“红头巾”的自白被书写在斑驳的墙壁上。这幢位于宝塔街的小楼并不起眼，却记录着早期华人移民在新加坡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们大多以店屋里用木板隔开的一个个小空间为“家”，艰难而顽强地开始在异国他乡的生活。

　　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移民开始大量涌入新加坡。当时，病入膏肓的中国社会经历了鸦片战争等动乱，再加上连年不断的天灾，使得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不得不远走他乡，寻求生计；而彼时南洋蓬勃发展的采矿业与种植园经济为他们提供了谋生机会。

　　初来乍到的移民被称为“新客”。他们聚居在新加坡河出海口一带，该区域后来被英国政府划为华人居住区。在没有自来水设备的新加坡，全市所需要的水都得用牛车自市郊载运到市中心，再由市中心转往市内各地。华人聚居区恰好位于中心位置，于是这个以牛车载水供应用水的区域就被叫做“牛车水”。

　　在牛车水，“新客”们第一次接触到不同的方言，看到了印度人、马来人、阿拉伯人、欧洲人和犹太人，在这个炎热又陌生的地方开始了新生活。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新客”也渐渐融入了当地社会。卢亚桂说：“我们刚到这里时，只是想要赚点钱，然后回乡去。但是，我们到了之后，就想多留一会儿，做久一点。这样一天又一天的拖延下去，过了一阵就忘了回乡。”如今，华人已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族群。

　　数读

　　●据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统计，2013年新加坡与中国双边贸易额为920.6亿美元，增长10.7%，中国为新加坡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2013年，东盟超越欧盟（28国）成为广东第三大贸易伙伴，新加坡位列广东对东盟进出口第三位。

　　●据不完全统计，在新中资企业已经超过7000家。

　　●据中国商务部消息，2013年新加坡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其在华投资金额已超过欧盟28国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的总和。

　　口述

　　新加坡交通部长、新加坡—广东合作理事会新方联合主席吕德耀接受南方日报专访：

　　“希望更多粤企通过新加坡走向世界”

　　南方日报：您对近几年广东与新加坡之间的合作怎么看？

　　吕德耀：2008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先生访问新加坡之后，广东与新加坡的关系得到了加强。次年，新加坡—广东合作理事会成立。五年来，双方交流有显著进展。胡春华先生兼任广东省委书记后，新加坡与广东的关系得以巩固与繁荣。广东与新加坡合作的第一个例子就是中新广州知识城。四年来，许多新加坡企业，甚至其他国家的企业都有意在此投资。当然，我们与广东的合作不单单局限在广州。比如，新加坡参与了横琴、前海、南沙等大平台建设；在珠海，有关信息通讯科技、智慧城市的项目正在进行；在佛山，新加坡也有一个房地产项目。如今，广东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而经济转型需要社会凝聚力。在广州市荔湾区，我们有大坦沙岛地区更新改造项目，该区域将被重新恢复、装修、发展，这表明在经济高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所以，新加坡与广东的合作是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方位进行的。

　　南方日报：新加坡和广东的经贸是否有一定的互补性？

　　吕德耀：新加坡是个外向型经济体，我们必须向外看，走向全球的舞台；而广东企业除了要面对中国国内的市场外，也正在考虑走向全世界。新加坡是东盟的交通枢纽，而东盟有6亿人口，相当于中国人口的近一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市场。新加坡不仅与其他东盟九国关系密切，还与世界主要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与经济伙伴协定，任何立足在新加坡的公司，都能从中受益。此外，新加坡是一个主要的金融中心，也是第二大人民币离岸中心。像华为、腾讯这样的广东企业希望走出广东，走向世界，我认为新加坡可以作为它们走向世界的平台。提到广东跟新加坡的互补性，新加坡也经历过几个经济周期发展，实现了由劳动密集型向高科技、知识型经济的转变，我相信广东也能为其人民创造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环境。

　　南方日报：广东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企业需要创新的理念。您认为新加坡有哪些经验值得广东企业学习？

　　吕德耀：我认为这种学习是相互的、多方面的。转型升级既没有蓝图，也没有规定的步骤，只能在不断尝试和学习中进步。我们希望更多的中国公司将新加坡作为一个试验点，将他们的新概念、新主意带来，如果试验成功便可以从这里走向世界这个更大的市场。北京、上海、广州的跨国企业如果到新加坡来，面对的将是东盟、甚至全球市场，我希望能够鼓励一部分公司来到新加坡这个新的环境，并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