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科举110周年 杨国强：因利禄之途而成一世之教化

   来源：凤凰网

以中国人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历史立论，则科举制度的大用不在以经义选官，而在以经义造士，与之相对称的，是士人既已化成为群体，其大用便不在出仕，而在以本身的存在和影响勾连于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并助成了和维持着天下众生的“猝不知纳于义理之域”。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停止所有乡会试，停止各省岁科考试，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责成各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

    这天因此称为一个标志：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终被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分离。今天是科举制度废除110年的日子，我们在此分三篇连载杨国强教授2014年3月发表的《科举制度的历史思考》。自隋唐之后，朝廷以文化考试选官，士子由读书应试入仕，而由此形成的社会对流，便既成为一个劝学的过程，又成为一个以利禄劝学的过程。其间常被指为典型而流播于当世和后世的，是宋真宗以帝王之尊作诗劝学，而引“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为应该求和可能求，并尽归应求和可求于“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在这种诠释里，科举之途便不能不成为一种利禄之途。但利禄之于多数读书人，未必都是“千钟粟”和“黄金屋”。一则出自《郎潜纪闻》的记叙说：“翁文端公年二十四时，犹一贫诸生也。其祀灶诗有云：‘微禄但能邀主簿，浊醪何惜请比邻。’”虽说被敬称为“文端”的翁心存后来官至“两朝宰相，再世帝师”，但此日所愿显然不在腾达而在温饱。另一则出自《鹂砭轩质言》的记叙自述“余年十四，五经成诵，已提笔能作文，以家贫几至废读”。而经旧仆李升之告求，得附入其新主翁的家塾。李则“夜必婉言劝，见予读之奋，则欣然喜，见于颜色。一日，予偶倦，嬉于庭，李正色曰：‘千里有未埋之骨，一家无隔宿之粮，惟冀子身复旧业耳。今优游若是，是忘先人，甘贫贱耳，奴何望焉。’予悚然，复读如初。”其层层曲折之中，说的都是一身孤苦而求自立于读书应试。还有一则出自《清稗类钞》的记叙说：无锡人吴之枚“少丧父，未知书，樵采以养母。会以逋赋为县吏所辱，或云为诸生则可免，乃发愤读书”。他由“樵采”而“读书”，为的是以读书得功名，以功名抗欺侮。这些记述所提供的实例，既说明了个体士人进入科举之途的各有愿想，也说明了各有愿想常常出自个体士人的困境和穷境。因此，就一个一个士人而言，由于常常出自困境和穷境，则寄愿想于科举之途，便会多见这个过程里屡起屡仆，之后又屡仆屡起的一路挫跌而不肯回头，其间的极端，遂有“穷已彻骨，尚有一分生涯，饿死不如读死；学未惬心，正须百般磨炼，文通即是运通”那样的不折不挠和凄苦自励。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文通即是运通”之日的寒人吐气。《唐摭言》有《起自寒苦》一节，其中说：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壁）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云：“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而今始得碧纱笼。”科举制度为一个乞食寺院的小人物提供了登天之梯，使之能够拾级而上，变成“自重位出镇是邦”的大人物。因此，“二十年来尘扑面，而今始得碧纱笼”虽出于个人的感慨系之，反照的则是科举制度下的世相。若举前者的“饿死不如读死”比后者的感慨系之，显见得科举之途所以能够寄托愿想，本在于种种愿想虽各有起端并彼此异同，而作为个体的各为进取和自为进取，其终头处都脱不出科举之利和科举之禄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举子士人既入读书应试之轨辙，在世人眼中，便无分穷通，已皆属身为利禄所牵，而后是功名与利禄遂首尾相连而合为一词。由此深作推导，则科举制度的社会影响之一，便是传播了官僚意识。然而读书应试的过程既是一个以读书求利禄的过程，则举子士人一旦身在其中，相比于只能远看的利禄，圣贤的经义便始终是一种更加切近、更须用心，从而更能熟识的东西。清代的最后一个探花商衍鎏曾自叙六岁开蒙，读三字经、千字文，之后读四书、读五经，兼读孝经、公羊传、穀梁传、周礼、尔雅，开笔作八股文，之后还要读古文、律赋、文选以及通鉴、四史、子书等等。他在三十岁以一甲第三名及第，然则以时日计，其利禄未得之前，已有二十四年光阴是与这些圣贤之教长相厮守的。在当日跋涉于科举之途的读书人中，这是一种常态，而由此形成的漫长过程，则不会不对个体士人的精神世界发生长久的影响和深度的影响。中过秀才的蒋梦麟后来说，他幼年时是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为抱负而被导引驱策走入学塾的，随后日以“死背古书”为常课。在他的个人体验里，这种事虽然看似“乏味又愚蠢”，但积之既久，则使“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事的指南针”，其造就和规范往往会影响和支配人的一生。而作为这种个人体验的一种个人实证，是华北事变之际，身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被日军胁持到东交民巷，并威吓要把他绑架到大连去。他平静地回答日本人说：“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在彼时的场景里，平静所表达的正是不可动摇的无畏。在亲身投入了清末的反满革命并留学美国多年之后，此日蒋梦麟的知识世界显然已不会再等同于当年学塾里的童子，但身逢横逆之逼来，被他倚为精神支撑而能够赖以自我挺立的，却仍然是当年在学塾里由“死背古书”而获得的东西。就其一身的与时俱变和始终不变而言，则比之“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无疑是“临难毋苟免”的入人之脑和入人之心更深而且更久。然则“死背古书”真是一种先记住后理解的办法。幼年记住的东西，往往要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逐步理解，而一旦理解，则其中的道理便因已经入脑入心而能够相伴一生，成为人之为人的守则。比之发源于欧西的现代知识教育，这是另外一种路数，但就蒋梦麟自叙的体验而言，则其间显然同样有着另外一种现代知识教育所难以提供的益处。蒋梦麟在科举之途里只走了短短的一段，在他之前的一千三百年间，尤其是明清五百多年间的读书人脚下的路都要长得多。而与之相对称的，便是前代读书人的心血和功夫都远远不止“死背古书”，其中的要目，又以一遍一遍地体会和摹仿“八比代圣贤立言”为大心血和大功夫之所在。